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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成日外訪倡一帶一路,忽略香港優勢是本土文化?

日期 : 2017年 05月05日

梁振英整天把「一帶一路」掛在嘴邊, 經常帶團出訪國內外, 言必「超級聯繫人」, 可是香港的實際規劃至今還很模糊。 《線報》編者剛剛採訪中文大學的「海上絲綢之路的聲音」講座, 講者以香港的粵語和客家語為例, 指出香港除了金融、 法律等老調子, 原來廣東文化輸出也是一個產業方向。 所謂粵港澳大灣區, 要靠香港走出去, 而走出去的路徑, 可能語言比金融、 法律還根本。

既本土, 又一路, 皆大歡喜

  1. 講者說起香港老黑白電影, 我們一般稱為「粵語長片」, 但學者的數據揭示, 這些黑白電影尚有相當一部份, 說的是客家語、 潮語等方言。 今天我們已經很難想像香港明星在銀幕上說閩南話, 但須知道, 廣東本來就是粵語、 客家語、 潮閩語族群的大集燴; 清朝土客武鬥, 死傷萬計, 說明勢均力敵。 廣東的文化, 曾幾何時也是不打不相識的融合。
  2. 除了廣東本身語言多元, 電影行銷對象也一樣。 學者們說, 香港五十年代百廢待興, 可卻是香港電影產量最高的時代之一, 然而片商哪來的市場? 原來香港電影當時行銷東南亞, 面向各國華僑, 而這些東南亞華僑, 本來就是元明清時代相繼從華南沿海遷入的, 說的當然就是粵語、 客家語、 潮閩語了。 何況當時的東南亞國家, 如菲律賓、 馬來亞, 相較目前的「大中華」地區更加富裕, 富商頗不少, 所以爭相拍電影投資, 例如狄娜出道, 就是因為被泰國首相沙立.他那叻看中, 故片商甚至像「樓花」一樣, 以「片花」形式預先集資。 現時, 東南亞華僑約有七千萬之多, 保守估計, 至少半數說的都不是普通話/國語, 而是這些方言。 換句話說, 這是香港的龐大文化市場。
  3. 香港電影也曾有過輝煌的時代, 雖然目前市場衰落, 但技術骨干仍在, 比如內地很多大製作, 就請香港的導演和團隊; 連近期上映的《攻殼機動隊》真人版, 也選擇香港拍攝, 除了因為香港市貌接近塞博朋克(Cyber Punk)風格, 原來電影團隊的質素也是一個誘因。
  4. 所以編者相信, 將來香港雖然未必可以大拍「本土電影」, 但如憑藉語言和文化特色, 成為東南亞(一帶一路的「一路」的核心地區)的電影製作樞紐, 也是一個發展和就業機遇。
  • 香港文化並不止於粵語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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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要發展, 須看東南亞

  1. 從語言說開, 原來香港常常自詡的法律、 金融制度, 並非一切的根本。 它們是制度的便利, 但城市的根本優勢在於找到自身的產業特色或先機。 例如「9+2 泛珠江三角洲合作區」和 CEPA, 也是一個制度框架, 主要就是香港和廣東城市彼此之間的經貿、 專業資格協定模式, 理論上能夠強化經貿, 但因為廣東當時仍然主力發展面向歐美的輕工業, 因而香港只能繼續「前店後廠」, 結果 CEPA 只是強化了各自原有的業務, 而未能開創新酋。 深圳的高新科技發展矚目, 但與 CEPA 關係不大。
  2. 時評員劉銳紹認為, 粵港澳大灣區與「9+2」十分不同, 「9+2」只是一個協定框架, 於是延續了「前店後廠」模式, 對香港而言, 仍是大財團、 金融家受惠; 而大灣區則配合一帶一路「走出去」的國家戰略, 先以基建統合粵港澳多個城市, 進行產業升級, 然後放眼東南亞市場, 有利中小企發展; 由於這是一個新的方向, 香港的國際商貿和法律經驗, 甚至語言和文化聯繫, 都比以前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相反, 如果仍以歐美為對象, 中國內地已經不必依靠香港。 他更引述內地官員稱, 大灣區是香港經濟「最後的發力機會」, 如果香港不與廣東協作, 就「悉隨尊便」。 劉銳紹擔心, 香港一旦錯失, 就再無什麼優勢可言。
  3. 一帶一路的「一帶」, 穿越中亞和西亞, 那些國家基建甚弱, 很依賴中國的大規模投資; 此外, 鐵路和海路不同, 須靠各個國家全面合作, 保障安全, 政治方面的博弈更關鍵; 何況當地的文化和語言, 亦和香港無淵源。 相反, 「一路」即海上絲綢之路, 沿線東南亞國家相對發展較佳, 基建已有一定基礎, 適合更高層次的產業投資; 其次海路和陸都不同, 又接近中國勢力範圍, 安全較有保障; 而香港又有上述的文化優勢, 正好能夠帶領大灣區經濟圈「走出去」。
  • 香港對外聯繫, 除了歐美路線, 就是東南亞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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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眾籌, 聯繫廣東和南洋初創經濟

  1. 中國發展已呈「L」型的「新常態」, 傳統產業已經飽和, 除非取得技術突破而超越他國, 否則只能靠創新產業維持經濟。 至於東南亞各國, 由於已有一定基建, 但傳統產業已被大國壓著, 所以初創企業也是發展之路。
  2. 不過創新產業「陣亡率」太高, 不易獲得投資。 因此眾籌成了令人期待的方向。 眾籌不像股市, 不要求企業披露資料, 亦不要求履行股息方面的承諾, 有利初創企業發展; 此外, 一眾初創企業在眾籌平台吸引投資者, 亦可產生創新的協同效應, 這是股市所不具的。 編者以為, 眾籌更像歷史上最初的股市, 而現在的股市則已「玩大了」, 被大型企業所支配。
  3. 可是, 眾籌因此也較具風險, 投資往往打水漂, 政府有效的監管十分重要。 然而, 中國內地由於諸種國情, 對眾籌缺乏監管, 或者陷入「一放就亂, 一收就死」的循環; 東南亞各國, 發展程度亦不足, 唯一令人期待的新加坡, 原來也十分保守, 沒有發展眾籌業。
  4. 香港方面, 民建聯的李慧琼曾經提議研究眾籌業發展, 不過當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回覆稱, 眾籌高風險, , 須遵守《證券及期貨條例》和《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內的企業資料披露的規定, 失去了眾籌的意義; 除非眾籌的對象限於「資產超過八百萬港元的專業投資者」。 那又等於找 i Banker, 而銀行家也很難借錢給高風險的新項目。
  5. 以美國為例, 當地對眾籌採取「一邊發展, 一邊規管」的方式, 先以較寬鬆的法規, 讓它發展起來, 再行規管(發展起來後, 分析數據齊全, 更有助投資者選擇)。 香港則相反, 希望從一開始就完善規管, 結果窒息了行業生機。 似乎官員只把眾籌視為股市的延伸, 未能看到它對初創企業的幫助。 具體來說, 美國既不要求眾籌企業披露資料, 也不限制投資者資格, 只是限制每人(或團體)的投資上限為年收入或資產淨值的 5%, 而企業最多只能籌款一百萬美元。 這樣就避免有人誤把身家性命押在高風險項目, 亦可阻遏洗黑錢, 只要確保眾籌平台和使用眾籌服務的企業, 沒有互相「打龍通」。 香港不妨效法。
  6. 十多年來 CEPA 可謂雷聲大, 雨點小, 產業結構不變, 是一個原因。 雖然並非主觀因素導致, 但亦說明, 如果我們不主動改變發展思維, 無論 CEPA 也好、 大灣區也好, 法律和金融優勢也好, 可能都會不了了之, 就如內地很多「新區」一樣, 變成了炒樓炒股項目。 順帶一提, 香港中華廠商會會長李秀恆擔心, 內地城市借大灣區、 借香港招牌, 向中央要求撥款和優惠, 結果用來炒。 但編者以為, 炒的原因一是缺乏投資空間, 二是官方主導參與; 而眾籌業務, 投資的只是平台, 官方不投資具體產業, 也就不具炒賣的空間。
  • 若缺乏可持續的實業增長, 發展規劃往往淪為炒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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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不停組團, 看的都是「有」的機遇, 但「有」的正正就是現存的項目, 要拓展產業, 我們恐怕也要更關注「沒有」的事物。 若林鄭月娥七月正式上台後, 為眾籌鬆綁政策做出實事, 相信一當大灣區發展有成, 林鄭的貢獻在中央心中自有「舉足輕重」的位置。 這樣重要的發展計畫, 當然不能隨梁振英人走茶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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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 梁振英 亞洲 香港 金融 經濟 商業 文化 編輯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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