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景宜《Hidden Agenda 事件揭政府混亂》

張景宜
日期 : 2017年 05月12日

Hidden Agenda 被指邀請未申領工作簽證的人來港演出, 四名樂手則涉嫌違反逗留條件, 被入境處拘捕; 最終警方以涉嫌阻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及普通襲擊, 拘捕有關負責人及兩名職員。 不少網民, 特別是關心本地音樂的, 對此均感憤慨。 今次港府動用多達八隊警察, 並以入境條例拘捕由英國到港演出的樂隊, 其實突顯了部門之間在政策上的矛盾, 付出了相當大的公關成本。

工廈用家有苦說不出

有表演業人士透露, 工作簽證程序複雜。 Hidden Agenda 多年來都試過申請, 卻無功而回。 牌照申請牽涉多個政府部門, 不少申請者的經驗是, 部門「將個波拋黎拋去」, 最終卻失敗收場。 筆者熟悉的文化界朋友, 就曾因為邀請海外攝影師到港辦工作坊, 相關的簽證程序令工作量大增。 當中包括申報攝影師背景、 公司資產、 工作坊地點, 地點因不符要求, 而作多次變更, 最後雖然能緊急完成, 但已使公司大幅超支。 另外還要申報公司資產, 據聞是為了減少勞資糾紛, 防止表面上請人開工, 實際上偷運人蛇入境。

而當中特別困難的部分, 就是需要審查攝影師背景及解釋其獨特性, 包括為何聘請他, 而非其他本地攝影師。 為了保障本地人就業, 這類要求若用於紮鐵或水泥工, 這些較具專業資歷及統一標準的工種, 是合理的, 但文化藝術 / 表演這類, 卻往往較為抽象, 難以用文字解釋某攝影師或藝術表演者的獨特性。

另一個問題是, 政府之前努力活化工廈, 放寬大廈公契或消防條例, 但場地一旦成功轉型, 大業主倒是馬上加租, 反而使原本偷偷租用的商戶, 馬上被業主趕走, 被逼出去「捱貴租」。 太多人「偷雞」, 根本捉不完, 所以警察、 食環同入境處, 都以「收到投訴」作為執法基礎。 前線執法甚至會叫人不要報案,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通常投訴工廈 band 隊嘈音問題的, 反而是非法居住工廈的劏房戶或其他同行。

有從事主辦活動機構的朋友說, 曾邀請一名海外嘉賓出席活動, 事前向入境處查詢, 職員甚至指工作簽證審批彈性很大, 只要牽涉金額不多, 屬一次性, 以及不涉及稅務問題, 更可考慮不申請。 所以大部份文化藝術活動的主辦者都是「偷雞」的, 不為表演者申請工作簽證, 請人開班一日半日, 只要不發生意外, 就可以賺到錢。 但一旦入境處如 Hidden Agenda 事件般, 選擇性執法, 主辦單位往往損失慘重。 即使主辦單位甘冒風險, 也會麻煩到受邀嘉賓。

唱片公司偷笑

歸根究底, Hidden Agenda 被入境處放蛇的原因, 不外乎一個錢字。 有可能是附近住戶不滿嘈音問題, 也可能有同行「眼紅」其平租工廈賺錢, 故偷偷報警投訴。 有音樂人透露, Hidden Agenda 多次被政府「冚檔」, 除涉及同行甚至一些大業主的利益, 亦可能是政府積極攏絡及討好本地唱片公司的考慮。 假若 Hidden Agenda 這類 live house 壯大, 會對傳統大唱片公司的利潤構成更大壓力。 政府亦涉嫌有意打壓政治議題上較為激進、 甚至參與「佔中」的獨立唱片公司和音樂人。

政府自相矛盾

Hidden Agenda 是本地發展得有聲有色、 每年過百場表演的獨立音樂場地, 卻因為租金等原因, 只能於工廈生存; 政府口口聲聲要「活化工廈、 鼓勵創意產業」, 卻未有完善制度容納 live house, 加上選擇性執法, 出動警方、 入境處、 消防處、 食環署, 一次又一次針對性咁打壓, 抹殺表演場地的空間, 浪費推動本土文化的機會, 又釀成公關災難, 實在可惜。

固然政府部門於執法上可以繼續保持一定彈性, 但應有統一準則, 而且對文化藝術, 應更寛裕地處理。 體育、 演藝、 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近日亦指出, 目前法例制度限制體育、 文化交流, 盼當局放寬申請要求。 演出者逗留時間短、 不收取酬勞、 或參與非牟利活動, 應可獲得豁免。 這些也是政府可以考慮的方向, 既能有效監管, 亦可有限度地放寛, 避免如今次事件般自製公關災難。

各部門間, 就工作簽證審批, 應成立跨部門機制處理, 讓各部門協調, 制訂更清楚及具透明度的申請指引。 最重要是在行政上, 讓本地文化工作者有合法渠道申請。

香港一直被稱為文化沙漠, 但其實一直不泛音樂藝術等文化發展的有心人, 例如 Live House 出身的 My Little Airport、 觸執毛。 可惜政府部門於相關配套及政策上守舊落後, 以致創作者受到重重限制。

只要文化工作者有法可依, 就不用再被迫以「偷雞」方式經營。 Live house 與獨立音樂, 是主流音樂家的搖籃, 可提升一個地方的文化及軟實力、 以至公民社會。 不論創意工業、 獨立音樂, 都相當需要政府政策配合。

  • 張景宜, 遊走於新加坡、 北京、 台北和倫敦的媒體人。 曾於海外電視台、 報章和網媒工作, 亦為兩岸三地智庫提供政策研究和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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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社會 商業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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